思想遗产:两篇关于“志业”的著名演讲|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

时间:2021-09-11 00:05 作者:凤凰预测28加拿大
本文摘要:【编者按】2020年6月14日,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龄念日。这位由经济学转入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与卡尔·马克思、涂尔干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在对现代世界发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中,他的职位和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受到挑战。 他一生著述甚多,《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中国读者所知晓。本文节选自韦伯《学术与政治》一书,通过其两篇演讲,来看看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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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6月14日,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龄念日。这位由经济学转入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与卡尔·马克思、涂尔干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在对现代世界发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中,他的职位和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受到挑战。

他一生著述甚多,《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中国读者所知晓。本文节选自韦伯《学术与政治》一书,通过其两篇演讲,来看看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马克斯·韦伯(1864—1920)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举行过一次演讲,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听众席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另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因为主讲人是其时德国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年多之后,韦伯在同一个地方又做了一场演讲,题为“政治作为志业”。这两篇演讲厥后结集出书,被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献,获得了经典职位。

韦伯举行“学术作为志业”演讲的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明白韦伯的思想,有须要相识他的生平。韦伯出生于1864年,学术生涯起步很早,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1894年就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正教授,两年多以后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一个重要的教授席位,其时不到33岁,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但很惋惜,1897年秋季韦伯患上了精神疾病。

那一年他父亲去世,此前父子俩有过猛烈的争吵,却再也没有息争的时机,这给韦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打击,引发他了的抑郁症。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时而处在精神瓦解的状态,完全停止了学术事情。学校为挽留他,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但最终他还是辞去了教职。1902年韦伯开始康复,虽然有轻微的重复,但已经能重新投入事情。

1903年他担任了重要的学术编辑职位,同时开展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学,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授课一个学期,厥后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正式教职。但不幸的是,这个教职他只做了一年。

韦伯染上了其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引发肺炎,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年仅56岁。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很是广泛。

学术界经常将他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名字放在一起,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甚至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揭晓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运动,包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军,到场野战医院的治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照料到场凡尔赛和会,以及讨论起草“魏玛宪法”等事情。因此,韦伯不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他还是德国其时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去世之后,他的学术和思想遗产发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视为西方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世界的祛魅与现代的精神境况韦伯的学术孝敬富厚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即是一切终极而最高贵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隐没。

”在这里,“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看法。但“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用简朴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排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魅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

这些逾越人类履历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事物,却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门。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明白,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

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将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基础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基本。

厥后,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由宗教革新、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

科学是理知化运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岑寂的视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叙述的特点是可视察、可磨练、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基础上抵制神秘、阻挡迷信。

在这种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种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好比,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蚀或月蚀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秘密,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朴,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

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行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秘密早晚会被破解。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线驱散了。

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受,这就是所谓“世界的除魅”。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的除魅”是对客观事实的形貌,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韦伯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除魅之后的世界。

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庞大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芜”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基本,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基础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

因此,“一切终极而最高贵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然而,世界的除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

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应何等无助何等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另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都酿成了极具挑战性的难题问题。智性的老实:志业演讲的配景与基调古今中外许多为人传诵的演讲词大多具有激荡人心的气力。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则相当差别,没有去引发共识、熏染听众,反倒是刻意回避听众的期待,抑制他们的激情。

因此,这两篇演讲都有一种格外冷峻的气势派头。意会这种冷峻的基调,是解读这本书以致韦伯思想气质的入门钥匙。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两篇演讲的开场与末端都是经心结构的,它们的开头有显着的相似之处。在《学术作为志业》的开篇,韦伯说他习习用一种“学究气”的方式来处置惩罚问题。

对于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没有直接告诉听众所期待的谜底,而是要用一种迂回的、有点学究气的方式,逐步进入主题。类似地,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中,他开场的第一句就说,“在好几个方面肯定会使列位失望”。这里“失望”这个词对应的德文单词“enttauschen”意思有点庞大,同时有“失望”“幻灭”和“挫折”的意思。韦伯知道,听众很是期待他能对其时紧迫的政治现实揭晓明确的看法,但他从一开始就坦言,他禁绝备去满足这种的期待,相反,他可能会让大家感应挫折和失望。

那么,韦伯为什么拒绝迎合听众的期待?为什么要居心接纳带有“间离效应”的修辞计谋?在我看来,这是源自他对其时历史配景和德国局势的洞察和忧虑。韦伯所处的时代,见证了德国的庞大变迁。

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在1913年凌驾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文化方面,其时的德国泛起了种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态度和思想门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另有文化灰心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等。种种思潮和看法,相互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端的杂乱。

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气氛中,年轻人普遍感应渺茫,迫切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导师,能以先知般简直信为他们指明偏向,对庞杂的问题给予明确的谜底。韦伯是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讲者,他完全有能力满足年轻人的心愿,做一番才气横溢、俘获人心的演讲。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

因为他看到了其时德国精神气氛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谜底,宣扬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流传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行自拔的灰心和绝望。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抗者,要抵御这些疑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老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展现真相,无论真相是何等严酷。

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展现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固然是十分困难的任务,需要一种稀有的审慎与平衡感才可能告竣。

志业演讲的冷峻基调正是来自韦伯的审慎。一方面拒绝虚妄的信心,因为他明确,在除魅之后的现代世界,以往单纯的信仰和价值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结实性,而在德国陷入战争的危机时刻,所有紧迫的现实问题也都不会有简朴明晰的现成谜底。

在这样的处境中,无论是从事学术还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种明确而伟大的意义不再可信,而且在实践中碰面临困难的挑战和磨练。在此,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谜底,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另一面,韦伯同时又要抵制极端的虚无主义和灰心主义,他需要在庞大而不确定的时代中,细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与“不行知的”、什么是“可为的”与“不行为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界线,从而论证,我们在放弃虚妄的信念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因此,韦伯同时要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他试图在种种蛊惑人心的喧哗之中发出冷峻的申饬,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在审慎的判断中付诸努力进取的努力。

明确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老实”,就能够明白他冷峻的基调,并觉察其中也蕴含着审慎进取的品格。这突出地体现在演讲的末端之处。对照阅读两篇演讲的末端,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之处。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末端,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是《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啊!黑夜另有多久才已往呢?”守望的人回覆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还没有已往!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转头再来吧。”他由此申饬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为时过早,黑夜还没有已往!这是击碎虚妄的梦想,叫醒你面临现实。

但韦伯同时也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外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引发和勉励一种踏实而审慎的努力态度。而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末端,韦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段十四行诗,那是赞美萌生在春天的恋爱成熟于夏日的诗篇。然后他说,政治的情况若能如此就太优美了,但坦言“事情不会如此”。

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却仍然没有泛起。韦伯预言十年之后再往返望,情况可能会更糟,那时很可能“反动的时代早已开始”,今天的大部门希望都市落空。

简直,历史应验了韦伯的忧虑,今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他说等候我们的不会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冻冬夜”,这是相当昏暗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晰“政治成熟”的尺度,并坚信唯有到达这种尺度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两篇志业演讲划分以“夜晚之黑暗”与“冬日之严寒”的比喻收尾,韦伯以智性的老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从事政治,你都将陷入艰难的局势,会履历严峻的磨练。韦伯没有掩饰自己灰心的判断,但在他冷峻的申饬之中,饱含对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蕴含着老实的激励,期望年轻人在认清困难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思想的清明:学术之可为与不行为《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解说如何从事学术事情的问题。但我们厥后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基础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自己究竟另有什么意义?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事情的外部条件,申饬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事情是很是难题的。

因为学术事情依赖于制度情况,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德国原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很是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

而且学术象牙塔的品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提升的历程艰辛而漫长,经常听凭运气的摆布。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盼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事情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营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

韦伯申饬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理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肯定需要来自心田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

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小我私家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演出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自己的奉献,靠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

“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几多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罗着“召唤”(calling)的涵义。志业逾越了单纯作为营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运动,有点靠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如果将学术看成志业,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献身于学术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理由:就是对学术自己不计功利得失的激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的信仰。但恰恰在这里,更重大的问题泛起了:凭什么学术能够作为“志业”?学术自己究竟有什么奇特的价值,以至于能让人对它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由此,这场演讲就从一个“就业指南”转向真正焦点的问题: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韦伯接下来的长篇叙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心魄,可以分成两个部门。

首先是否认性的叙述,论证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些价值和意义。在展现了种种错觉和误会之后,韦伯转向了肯定性的叙述,试图最终阐明,学术还可能有什么意义、为何还能作为“志业”值得我们奉献。韦伯的否认性叙述可以称作“学术之不行为”。

他出乎听众的预料,没有去为学术的神圣价值做辩护,相反,他试图展现,通凡人们对于学术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经充实反省的,传统所确认的学术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可能基础不行靠。他首先将学术界定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事情,然后逐一反驳人们对学术价值的盛行明白和传统认知。

好比,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明白自己、明白我们所处的世界吗?韦伯的回覆是否认的。他认为,理知化历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实地来掌握世界和自我。

再好比,学术能够资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吗?韦伯认为不能,相反,由于学术生长,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受。

而现代知识的不停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明白人类文明历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门。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实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受。

更为重要的是,从讨论柏拉图著名的窟窿寓言开始,韦伯打破了人们恒久信奉的关于学术的传统神话。大家或许知道,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述的窟窿寓言中,被禁锢在黑黑暗的仆从,走出窟窿看到了太阳,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寓言是西方思想“启蒙”的原型,而理知化的历程就是从窟窿向上攀缘、迎接灼烁的历程。

因此,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科学或者学术一直被认为具有“门路”的意义,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实的存在”、“通向艺术真实”、“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而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阐明晰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门路,是通向“怀疑”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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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知化生长的效果讲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破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基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政治判断提供基础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门路”的理想都不外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时台下的一名听众,会不会有一种幻灭之感?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学术虽然不具有人们以往相信的意义,但仍然有三种价值。

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学术能够资助人们“盘算”,能够通过证据和分析来辨析状况,使人更好地明白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

这两种价值浅显易懂,韦伯只是点到为止。最后他论述了学术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益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但“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经让世界袪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的局势:人们秉持各自差别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崎岖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态度,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告竣自己选定的目的,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气制止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态度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结果负担责任。

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自我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气在“心田上一致”,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排除我们决议的肩负,无法取代我们蒙受决议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效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决议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叫醒其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恰当作“志业”去追求。

信念与责任:政治家的品质与成熟韦伯两次演讲的时间相距十四个月,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演讲是在1917年11月,其时一战还未竣事,德国在战场上另有相当的优势,而第二次演讲揭晓在1919年1月28日,德国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宣布投降,以战败而了结。韦伯本人对《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不太满足,厥后讲稿揭晓时做了许多增补和修改。

这次演讲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议题,其中许多论点,好比“国家是垄断正当暴力的组织”的界说,以及对统治的三种正当性类型的划分,厥后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学科的焦点主题。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韦伯对于政治家的叙述。

在现代世界,一个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品质?又碰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才是理想的政治家?首先需要注意韦伯做出的一些类型区分。从事政治运动有两种差别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指从政只是其营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

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相应地,韦伯还区分了权要与政治家。

权要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仕宦”。权要的首要职责是听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小我私家化”。他们对于事情自己没有好恶感,没有小我私家信念,或者说,必须克制甚至消除小我私家化的情感、态度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们只对规则和指令卖力,不用思量政治运动的终极目的,也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效果卖力。极端地说,权要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率的运转良好的机械,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也是理性化时代对现代政治的塑造效果。

而政治家则差别,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首脑”,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态度,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效果卖力,而且责无旁贷。虽然韦伯没有做明确的对应,我们有理由相信,权要多数是“靠政治而活”,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政治家必须引领权要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气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韦伯认为,在权要体制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中,政治的外部条件倒霉于发生那种有志向、有态度的志业政治家。那么“为政治而活”的人尤其依赖于其内在品质。在他看来,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有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首先,热情似乎比力好明白,将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是出于信念、为了理想投身于政治运动,固然会有强烈的情感。

但韦伯对政治家的热情做出了精微的辨析。他强调指出,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韦伯将这种空洞的热情称为无用的“亢奋”。

“亢奋”只是演员的热情,在政治上是虚弱的。第二,判断力是政治家极为重要的品格。

韦伯强调,政治是庞大、多变和危险的实践运动,容易让人疑惑,所以他多次将政治比作妖怪。从事政治的人是跟妖怪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政治家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力,对庞大的局势和形势,既要有深入其中、抵达内在明白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能力。

政治家需要清醒的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这是相当难过的品质。政治的判断力与热情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政治热情很容易蜕变为无用的“亢奋”。

第三,政治家还必须具备健全的责任感。这听上去是浅显的原理,像是老生常谈,但深究起来却相当庞大。政治家要对什么卖力?怎么做才算是卖力?在韦伯看来,所谓继承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但政治家经常碰面对两种差别的伦理要求,划分称为“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简朴地说,心志伦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则去行动,不计结果,岂论成败,无条件地忠实于原则的纯洁性。而责任伦理的要求则差别,需要行动者格外关注结果。政治是具有结果的实践行动,而且结果往往影响重大,所以遵从责任伦理的要求,对可能的结果深思熟虑并担卖力任,就变得尤为重要。可是,“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这两种原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演讲中,韦伯一方面主张这两种原则“在基础上互异,同时有着不行和谐的冲突”,但他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说心志伦理就是不卖力,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厥后又说到,这两种原则“不是南北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

也许,韦伯期望政治家能兼顾这两种伦理要求,但又提醒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实际上,对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简直切涵义、相互之间的区分和关联,组成了韦伯研究中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难题。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庞大的学术争论,来掌握韦伯叙述中一个相当明确的倾向,那就是尖锐批判对心志伦理的片面执着,这关乎他心目中政治成熟的尺度。

在其时的德国,有许多标举心志伦理的政治人物,韦伯对他们持有强烈的质疑和品评。首先,顽强于心志伦理的人,一味追求让“纯洁的意念之火”常存不熄,他们相信善良的意愿最终会导致好的结果。

但韦伯指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想法是极为幼稚的,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不明白这一点的人,被他称作“政治婴儿”。其次,这不仅幼稚而且危险。

政治权力往往涉及暴力的使用,遵从心志伦理的人,就逻辑而言,应当拒绝任何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呼吁“最后一次”使用暴力来终结暴力,获得永久的宁静。但这种妄想实际上造成了更持久、更恶性的暴力冲突,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灾难。遵循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极为重视行动的结果,这固然并非易事。

重要的挑战在于,政治行动的结果往往不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那么什么算是好的结果,判断的尺度何在?如果一项政治举措,能大大提升国家实力,但同时会严重损害小我私家自由,这算不算好的效果?对此,韦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覆,因为种种政治理想之间的分歧,也处在“诸神之争”的现代逆境之中,很难做出理性的裁决。然而,韦伯有一个判断尺度是明确的,那就是目的与效果的一致性。无论你信仰什么,理想的目的是什么,政治行动的实际结果应当切合最初所意愿的目的,而不是事与愿违。

如果你的意愿是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效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效果却是品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效果却是伪善和糜烂的伸张;如果意愿是宁静与稳定,效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及格的。以这个尺度来看,恰恰是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高贵的意愿,但效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经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韦伯说,“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事情”。

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乐成。可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告竣切合意愿的结果,那么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

所以韦伯说:“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结果感应负有责任,根据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暂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态度。’”未决的难题:现代逆境与韦伯的精神气质韦伯的两次志业演讲,揭晓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之间,可以说是其一生思想的缩影。

其时有学者评论说,这是“恒久酝酿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气力就地成篇”的演讲。但这种气力带来的打击与震撼,既发人深省,又让人惊骇,因为韦伯展现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逆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破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罗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都与这个重浩劫题密切相关。

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的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看法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道德的尺度,由此分辨优劣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判别美与丑。可是现代学术的生长讲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

韦伯在演讲中谈到,“一旦学者引进小我私家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相识,即不复存在”。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看法,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差别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尔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纷歧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工具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行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应惊讶了。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尺度,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今世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破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逆境。

现代的逆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联,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

但经由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纪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基本,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

韦伯在演讲中专门指出,所有价值判断最终都依赖于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自己是科学无法证明的。好比,说科学具有“值得作为志业”的价值,这种说法自己是一个预设,无法用科学来证明。至于说“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有意义的”,那就更不行能证明晰,韦伯说“科学不寻求这类问题的谜底”。

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看法和原则,包罗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知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覆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这就是“知识与信仰的破裂”,由此造成的逆境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小我私家层面上,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小我私家的主观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小我私家必须自己决议,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妖怪”。

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极重的肩负。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接纳所谓“决断论”的态度,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决议。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碰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

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凭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说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如何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耐久不息的热烈辩说。有人呼吁再起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基新的基础。

对于这些努力,韦伯或许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深信,世界的除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基础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界限。跨越这种界限的僭越,都可能是对“智性的老实”的叛逆。

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逆境?他固然明确在世界除魅之后小我私家与社会生活碰面临何等困难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灰心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逆境是精神上的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运气”。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小我私家能蒙受几多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磨练”。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临艰难的决议?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小我私家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卖力,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结果卖力,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极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但在另一个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认可主观选择是不行制止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行忽略的作用。

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小我私家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明白政治学原理也肯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议,虽然知识终究无法取代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议,但决议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卖力也不只是意气用事。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联合强劲的英雄品格,组成了韦伯独占的精神气质。

正如哲学家雅思贝斯所形貌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心田的极端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平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 等译 理想国出品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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